10+X课程体系大致相当于法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只不过各自在学科体系中的层级不同。
第三，议会不仅是立法者，还是政府的创建机关和控制机关。全面保留侧重保留形式，即以形式法律作为保留方式，原则上就排除了议会决议，这是因为尽管都由代表机构做出，但立法程序相较于决议程序更能保障法律内容的科学与民主。
摘要: 相较立宪君主制时期的宪法，德国基本法确立了人民主权原理，重构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作为法人的国家是主权的承担者，依托机关而存在，君主与议会（人民）[8]都是从宪法中直接产生的初级机关，而人民代表是间接产生的次级机关，人民不直接行使统治权，而由人民代表来代理行使。而该范畴外的事项由行政权控制，发布相关法规命令无须法律授权。[83]议会保留强调的是保留对象，只要将应保留的事项范围交由议会决定即可，无论其决定形式是形式法律还是决议。如果该章程是行政机关制定的，则要看该行政机关是否得到法律授权，这就转化为一个立法授权的技术问题。
这在鲁普看来也并不可取，耶施将‘立法理解为规范制定。如此则可以以自由为媒介，将给付行政纳入法律保留的范畴。受审，应当作为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当事人的义务被对待。
第三，避免过度迷信和依赖人工智能审判，而忽视人类独有的复杂命题。当事人起诉立案只要在手机上操作，象淘宝买日用品或下馆子点菜一样方便。第五方面，美国重视信息技术安全，中国目前尚未从制度与技术上强调这方面的措施。2013年的德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法院应当公开宣布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定结果。
比如宗教生活中的神的象征、神坛与器物，比如世俗生活中国家象征物和婚礼仪式等等。各地自主创新，会影响作为国家事权的司法权的实效。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3次会议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简称现行2016年《法庭规则》）。现行2016年《法庭规则》第三条规定有新闻媒体旁听或报道庭审活动时，旁听区可以设置专门的媒体记者席。2005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国家十一五规划期间人民法院物质建设规划》，其中把审判信息化仅仅作为办公设备配备，与档案配备、车辆配备、服装配备、警用装备配备等等并列在一起。我国目前没有此罪名，但不等于法庭没有神圣性。
尤其在风险社会底下，正如人类必须冒险行事一样，对诉讼风险要有所评估，对诉讼有所节制。现在我们经常强调的司法规律实际上直接与司法权的判断权性质有关，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所在。（一）从司法人文立场看，要避免对当事人公平受审权的威胁直播与否，难道只由法院说了算吗？法院的考量标准难道只有司法独立吗？对于媒体和社会来说，这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借助互联网技术资源，以机器学习代替人工训练，可以提前导入案件起诉状等内容，提升当事人姓名、案件特定关键词的识别率，整体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5%以上。
一百年之后的法国才有所松动，但只对重罪法庭的辨论部分，可录音。信息化在五化中排在第二位。
同年，司法信息化建设被统一涵盖于智慧司法或智慧法院概念。六项公开中的庭审公开规定……因审判场所等客观因素所限，人民法院可以发放旁听证或者通过庭审视频、直播录播等方式满足公众和媒体了解庭审实况的需要。
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案件696万件，观看量237亿人次。这是人权观念，也是司法人文的价值所在。司法专业性受外部化监督的侵蚀，又加剧了对员额制改革后的职业化法官队伍的不信任。他们从AO的咨询过程中的讨论，以及巡回司法和IT会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信息。该《规划》还强调了新的安全工具，不断分析来自司法机构网络安全工作的数据，以评估修改或增加工具以解决漏洞的必要性。而美国《JITF规划》并没有如此前沿的发展迹象，但他们非常重视大数据统计的基础设施技术，突出的是建立业务术语表、概念数据模型、数据沿袭模型和数据资产清单。
其实，未来法律机器人比人类更能干是一回事，达不达得到人对法律活动的专业要求和人文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当事人作为另一种主体立场，情况就明显不同了。
在德国回答相关的问题时，通常认为：一方面，转播庭审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一般人格权，尤其是隐私权以及削弱法庭真实，致使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遭受不利影响。这是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出现，长达10多年的推进和强化。
过度公开化容易走向司法监督的外部化，走向司法裸露化。该长期规划的最新版本描述了未来三到五年信息技术计划的关键战略优先事项，并总结了司法部在2020至2024财政年度对IT资源的预期需求。
需要进一步质疑的是，法院遇到这三种情况真的可以单方面决定这么干吗？要不要从当事人角度来考虑？要不要考虑法官的感受和法庭的尊严和礼仪呢？大陆与英美两个法律传统，禁止直播也好，有限直播也好，这种规定背后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禁止和限制的理由是什么？司法独立与媒体自由的冲突中，限制媒体权利，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现在有了信息化技术，《法庭规则》所规定的法院单方面决定公开直播的尺度，这些问题同样存在，并且比过去更放大了。总而言之，整个法秩序，就其丰富的内容及其所面对的问题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借助公式化的推导即可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公理体系（Axiomensystem），法律上的评价缺位的发现及其补正并非是单纯形式逻辑上的问题。我们今天面对司法信息技术，从性质上讲，相当于100多年前的司法遇到照相技术挑战一样，而在尺度或程度上，信息技术要远远超过摄像镜头的开放性。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判流程节点信息。
照相机什么时候首次出现在美国法庭上，已经无法考证。2001年中央提出政府先行，因此电子政务得到较快发展。
法院信息化基本没有被当作司法公开的手段，而是被放在第四部分经费保障的位置，其第24点提出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二是通过信息技术保障司法管理，司法管理平台可视化。
从2013年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六次全国法院信息化工作会议。但同时在第三条又规定记者旁听庭审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未经批准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但目前较成熟的只是局限于法律文档电子化处理、司法案例检索、裁判文书上网等工作。2010年，面对记者和普通民众微博庭审直播，英国法院短暂允许庭审直播。其潜在险境在于：其一是算法本身不透明就是一个违反司法公开原则的大问题，其二是算法歧视带来的侵权，其三是以单纯的人工算法推理代替法律推理，可能违背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目的。1937年9月27日美国律师协会毫无争议地一致通过了职业伦理与申诉委员会的第35条修正案。
另外，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则可以向媒体披露有关自己受到侦查的情况。我们需要用人文价值来消解和平衡技术的误用、滥用和恶用。
司法信息技术实现着司法更高程度的标准化和形式化，辅助性智能办公系统的应用，类案推送给法官参考，进行同案同判，努力实现办案的公正性。正如德国法学家齐佩利乌斯针对演算体系化的法律问题认为，法律规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经验内容的指称。
这样的技术化定然会损害司法的尊严。问题在于，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达到中国司法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美国。
